薛范是怎样接受教育的(中国早期乐歌于同时期的外国歌曲有何异同啊？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

薛范是怎样接受教育的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生平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真姓：索洛维约夫），苏联著名作曲家、苏联人民艺术家，曾任列宁格勒（现为圣彼得堡）作曲家协会主席、苏联作曲家协会理事等职，还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功勋活动家、列宁格勒州保卫和平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他于1907年4月12日出生在圣彼得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父亲巴维尔是维捷布斯克人，曾在沙皇军队服役，之后来到彼得堡打工，熬过了一段四处飘零，忍饥挨饿的苦日子后，总算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在老涅夫斯基大街139号房子打扫院子。母亲安娜是普斯科夫的农家女，她在彼得堡打工时和巴维尔相识并结了婚。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父亲进了一家面粉加工厂做了工人，全家老小从窄小阴暗的半地下室搬到了宽敞明亮的房间。全家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从童年起，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就生活在音乐的氛围里。父亲手风琴拉得很好，母亲会唱很多俄罗斯民歌。母亲曾在著名的女歌唱家阿·维亚利采娃家里做过很长时间的清洁工。女主人发现她有音乐天赋，打算送她去做合唱团演员，可她不愿去，一来想在家里好生培养子女，二来丈夫坚决反对妇女干这一行，故而谢绝了。临走时，女歌唱家送给她一台留声机和自己灌制的唱片。母亲在家里经常一边干家务活，一边听女歌唱家的唱片。她把一生喜欢唱歌的嗜好传给了二儿子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父母总爱把他送到乡下去呆一段时间：有时送到普斯科夫的外祖父家，多半时间则是送往父亲的老家。在乡下的日子里，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接触并爱上了农村原生态的民间歌谣。夏天烈日炎炎，由于成天在太阳底下玩耍，他的头发都晒白了。父亲亲昵地叫他“谢多伊”（俄语里“白头发的”意思）。院子里的孩子们也跟着这样叫，于是“谢多伊”这个外号就叫开了。最初发表作品，他把“谢多伊”作了自己的笔名，后来改为了“索洛维约夫—谢多伊”。

八岁那年，有一天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泪流满面，苦苦哀求父亲给他买巴拉莱卡琴。父亲为他对音乐的执著所打动，便去商店给儿子买了一把简单的巴拉莱卡琴。他喜不自胜，从早到晚，当当响地弹个不停，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后来，他又学会了吉他和钢琴。他还和两个朋友组成了一个三重奏（巴拉莱卡、吉他、曼陀林），没有排演场，他们就在楼梯上排练。在他们家住的房子里，住着一个歌剧院乐队的大提琴手。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与他很要好，经常跟着去歌剧院听歌唱家费多尔·沙利亚平的演唱。这栋房子里开了一家小电影院，银幕旁放着一台钢琴，用来为无声电影配乐的。索洛维约夫—谢多伊非常好奇，请求放映员让他按按琴键，他凭乐感很快就弹会了俄罗斯民歌《月儿闪闪亮》。放映员称赞不已，允许他每天早晨弹弹琴，而他就帮着做些杂事，如搬片，倒片，打扫卫生等。这栋房子里还成立了一个青年俱乐部，不少青年人经常聚集这里，唱歌弹琴，放映幻灯，排演戏剧。涅夫斯基大街139号，可以说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走向音乐之路的起点，用苏联人民演员亚历山大·鲍里索夫的话说，是他的“第一所音乐大学”。

起初，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想当个造船专家，但母亲的去世与父亲的疾病，迫使他自谋生计，出门挣钱。十六岁中学毕业，他曾在俱乐部、舞厅、电影院（无声电影）即兴演奏乐曲，在艺术体操学校给体操课伴奏，在电台给广播操节目伴奏。二十二岁，他才开始学作曲，作曲家阿·日沃托夫听了他的演奏，赞赏备至，推荐他去了中央音乐学校（现为穆索尔格斯基音乐学校），就读于音乐教育家彼得·梁赞诺夫执教的作曲班。两年后，该校作曲专业停办，学生全部转入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期间，他创作了24部不同体裁的音乐作品。1934年，他发表处女作——歌曲《粮食》。同年，用笔名“谢多伊”出版《抒情歌曲集》，他的电影交响乐《游击战》在列宁格勒广播电台播出。1936年即大学毕业那年，在苏联作曲家协会列宁格勒分会举办的群众歌曲比赛中，他一举拿了两个一等奖（《阅兵式》和《列宁格勒之歌》）。

著名音乐家伊·杜纳耶夫斯基慧眼识珠，发现了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音乐才华。上世纪30年代末，他与诗人亚·丘尔金谈及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时，说道：“在列宁格勒音乐的天空，一颗新星——年轻的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正在冉冉升起。我不想做预言家，但我相信他必定前途无量……”

1941年6月卫国战争爆发。秋天，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和一群列宁格勒的音乐家去了奥伦堡，在那里组建了一个名叫“鹰”的小剧团。他率领小剧团的演员们奔赴加里宁前线的勒热夫地区，先后在乌拉尔的军事工厂、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巡回演出。在血与火的战争中，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深刻地了解了前方战士的生活、苏联军人的性格、思想、情感，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歌曲里。他在战争时期一共写了六十多首歌曲，歌中展现了苏联人民的美好心灵，歌颂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战斗情谊和苏联各族人民的团结。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十分喜欢作家、诗人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西蒙诺夫的诗《等着我吧》，并给它谱了曲，结果遭到全盘否定。某些音乐评论家和政工人员说，国家在战争年代里，需要进行曲和歌颂“斯大林同志”的歌曲。但作曲家以为，《等着我吧》这样的歌曲，在战争中同样能起到动员人民群众打击敌人，保卫苏维埃祖国的作用。生活表明，人民的精神需求广泛而多样化，战争中人们不仅需要慷概激昂的战斗歌曲，也需要委婉动人的抒情歌曲。不久，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又创作了歌曲《海港之夜》。

唱吧，朋友们，

明天要航行，

航行在那夜雾中。

快乐地歌唱吧，

亲爱的老船长，

让我们一起歌唱。

再见吧，可爱的城市，

我们明天就要远航。

当天刚发亮， 在那船尾上

亲人的蓝头巾在飘扬。 （王毓麟译配）

听吧！天亮水兵们就要出征了，尽管怀着别离故乡与亲人的些许忧伤，但他们仍然快乐地歌唱。亲人们手中挥舞的蓝头巾啊，是平安的祝福，是鼓舞的力量，更是凯旋的期盼。

歌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1941年8月的一天，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和其他的音乐家、文学家一起到列宁格勒的港口参加卸木材，清理场地的劳动。收工后天已经很晚了，他和诗人亚·丘尔金在卸完木材的驳船上坐下来休息。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没有丝毫战争的迹象。不远处，在蓝色雾霭笼罩的海湾，停泊着一艘军舰，从船上传来手风琴声和轻轻的歌声。两人听了很久，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边听边想：写一首美好而宁静的海港之夜的歌多好呀。回家路上，他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亚·丘尔金，立即得到了赞同。刹那间，他脑子里忽然出现了“再见吧，可爱的城市，我们明天就要远航”这样一句话。回到住所后，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在这个句子里找到了歌的音调。过了两天，他把谱好的曲子交给了丘尔金。第三天《海港之夜》便完稿了。作曲家协会的人看了，觉得缺乏战斗性，调子低沉，甚至有点凄凉，不符合战争时期的要求。作者便将其放到了箱子里。秋天在奥伦堡时，他再次把歌拿给同行们看，被说成是茨冈歌曲，又被搁置起来了。1942年3月，他与小剧团在距前线一公里多的地方，为二十多个战士慰问演出。快要结束时，他大胆地拉起手风琴给战士们唱了他的《海港之夜》。当第二段唱到“再见吧，可爱的城市！”时，战士们情不自禁地跟着他轻轻地唱起来了……

《海港之夜》几经周折，终于接受了前线的“洗礼”，从前方唱到大后方，从苏联唱到全世界，赢得了千百万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喜爱，同时也使作曲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驰名遐迩。为什么这首歌在严酷的战争年代竟受到战士们的喜爱？因为歌里不仅有诚挚，也有深思；不仅有淡淡的忧伤，也有巨大的内在力量。前方的战士们听了，心里温暖多了，战争的痛苦忘了，离别的愁绪减轻了，胜利的信心增强了。

在战后的和平年代，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新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米·马图索夫斯基作词）在1957年夏季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走红，苏联和世界的歌迷们为之倾倒，完全陶醉在莫斯科郊外迷人的晚上了。

深夜花园里，

四处静悄悄，

树叶儿也不再沙沙响。

夜色多美好，

令我心神往，

在这迷人的晚上。 …… （薛范译配）

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国著名歌曲翻译家薛范先生就迅速将它译介到我国来了。那悦耳动听的旋律，那纯洁坦挚的恋情，在我国感动了几代人，吟唱了几十年。这首歌是为文献记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所创作的四首插曲中的一首。它是1955年夏季，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和诗人马图索夫斯基在列宁格勒近郊的别墅里创作的。新闻纪录片厂领导审查后，说是一首软绵绵的歌子。不过，最终还是被采用了。影片放映后没产生多大反响，倒是歌唱家弗·特罗申在广播电台把它唱出名了。广大听众听了非常喜欢，纷纷写信给广播电台，要求重播。1957年夏季，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联欢节的歌曲比赛中，《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获得了一等奖和金质奖章。这是歌的两位作者压根儿没想到的。联欢节闭幕后，各国青年将这首歌带回自己的国家，不久它便风靡世界了。作为世界上正在演唱中的歌曲，它被收进了《吉尼斯纪录大全》一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为了俄罗斯的音乐象征。

1958年，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一等奖获得者美国钢琴家范·克莱本来到列宁格勒，在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家里做客时，两人四手联弹演奏了一曲欢快的华尔兹，接着又演奏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回国前，克莱本在莫斯科举办了告别演出，电视台直播了演出盛况。两人演奏了不少作品，但观众仍不满足，不停地鼓掌。他们只好又演奏了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顿时大厅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喝彩声。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六十大寿时，他的朋友马图索夫斯基专程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参加在音乐厅举行的祝寿活动。那天，马图索夫斯基穿着一身烫得笔挺的衣服，肩上却背着一个军用包。他登上舞台，从肩上取下军用包，把生日礼物一样一样地拿了出来：肥皂、香粉、香水、水果糖、雪茄烟，统统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牌子的。整个音乐厅充满了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据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回忆说，在列宁格勒的“白夜”，他家的窗户敞开着的，房子前面的丰坦卡河边聚了一群又一群的青年合唱队员，他们尽兴地唱着“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在列宁格勒的晚上。”一连几个晚上都是这样。当时，很多人都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改成了各自城市的晚上，例如：“列宁格勒的晚上”、“雅罗斯拉夫尔的晚上”、“克拉斯诺达尔的晚上”、“沃洛格达的晚上”，等等。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收到许多列宁格勒市民的来信，要求把歌名改为《列宁格勒的晚上》。诚然，他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列宁格勒。在他看来，涅瓦河畔这座城市的建筑本身就是由优美的旋律构成的，所以他深情地说道：“我爱我的城市爱得神魂颠倒。列宁格勒是我创作的主题，列宁格勒是我的眷恋，列宁格勒是我的骄傲。”尽管如此，但他认为，歌名不用改了，因为莫斯科是祖国的象征。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一生创作了四百多首歌曲，谱写了七部交响乐曲，为三个芭蕾舞剧、十个轻歌剧、二十四个话剧、八个广播剧、五十多部电影配乐。他的艺术之根牢牢地扎在俄罗斯民间创作，尤其是城市抒情歌曲和农村民谣的沃土里。他的作品闪耀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彰显出浪漫主义的抒情特色。在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始终遵循一个不变的信念：“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许多的事情，有许多的情感。生活中有要颂扬的东西，也有要体验的东西——深刻而具鼓舞力。”

鉴于对苏联音乐的杰出贡献，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获得了许多的荣誉与奖励：1943年因《海港之夜》、《唱吧，我的手风琴》等歌曲获得斯大林二等奖，1947年因《是启程的时候了》、《我们好久没在家》等歌曲获得斯大林二等奖，1959年因《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出发》等歌曲获得列宁奖，1967年获得苏联人民艺术家的称号，1975年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此外，他还获得三枚列宁勋章（1957、1971、1975）和一枚红星勋章（1945）。

电影《音乐之声》讲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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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如何体现俄国民族音乐的特点？？

柴科夫斯基的创作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处在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下，俄国知识分子对光明的向往，对黑暗现实的苦闷压抑的感受

他善于在矛盾冲突中捕捉人物的思想感情，深入揭示人物的内心体验

他继承了格林卡以来俄国音乐发展的成就；又注意吸取西欧音乐文化发展的经验，重视向民间音乐学习，他把高度的专业创作技巧和俄罗斯民族音乐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他把清晰而感人的旋律，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富于独创性地有机地融合在他的作品中，为俄国音乐文化和世界音乐文化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中国早期乐歌于同时期的外国歌曲有何异同啊？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

中国现代音乐的一个开端——学堂乐歌时代:

1902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废除科举。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由此发轫，音乐作为美育的方式在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心目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蔡元培先生尤其重视并对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给予很大的支持。萧友梅、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先后主动到日本考察日本从“明治维新”后积极开展的新型学校唱歌的经验、方法和学习西洋音乐知识技能，以便在国内效法推行。特别是1903年沈心工首先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龙门师范、务本女塾等校的具体实践，引起迅速广泛的社会影响。许多拥护拥护推行改革的知识分子自动动手编写“乐歌”，以便通过乐歌的习唱，对年轻的学生灌输新的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一时间大批各式各样的、提供新学堂习唱的唱歌本、乐歌教材等纷纷得以出版发行。因此，“学堂乐歌”首先是一种教育改革和资本主义思想启蒙教育的历史现象，当时，许多积极参与推行“学堂乐歌”的先辈们，对此从政治启蒙意义上的考虑要大大超过其艺术审美教育的意义。 由于新式学堂乐歌不需要硬件设备，所以普及起来非常方便，影响巨大。在音乐文化概念、音乐审美观念上影响了无数青少年。到了辛亥革命前后，学堂乐歌更是发挥了意识形态作用，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虽然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现代音乐几乎没有存身的可能，但是城市村镇，凡现代教育普及之处，学堂乐歌就不可阻挡地影响了新的一代人。老歌唱家王昆在晚年总结自己艺术生涯的时候，强调指出民间音乐和学堂乐歌给她打下了最初的音乐基础，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1902年，在废除科举制度办新学堂的背景下，新兴学堂开办了音乐课，当然，那时的音乐课程内容单纯，主要是教唱学堂乐歌。我们所指的学堂乐歌，是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的校园歌曲。学堂乐歌从创始到现在已近一百年，是我国音乐史上一次具有启蒙意义的音乐运动。

“学堂乐歌“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这样：

一、不同的角度表达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富国强兵”、以抵御列强欺凌的爱国主义要求，代表性的歌曲有：《中国男儿》（石更作词）、《何日醒》（夏颂莱编）、《十八省地理历史歌》（叶中冷编）、《黄河》（杨度词、沈心工曲）、《扬子江》（王引才编）、《祖国歌》（词作者待查）等；

二、积极宣传和推行“军国民教育“的，代表性的歌曲有：《体操-兵操》（沈心工编）、《出军歌》（黄公度编）、《海战》（曾志忞编）、《陆战》、《行军》等；

三、极拥护推翻帝制、欢呼民主共和新政的建立的，如：《革命军》（沈心工编）、《光复纪念》（华航琛编）、《美哉中华》（沈心工词、朱云望曲）等；

四、呼吁妇女解放、鼓吹男女平等“反封建”民主精神，代表性的歌曲有：《勉女权》（秋瑾编）、《女子体操》（沈心工编）、《缠足苦》（沈心工编）、《天足乐》（冰兰编）、《妇人从军》（叶中冷编）、《女革命军》（华航琛编）等；

五、鼓吹学习新文化、推动“移风易俗”的民主思想的，代表性歌曲有：《格致》、《地球》、《辟占验》、《运动会》、《博览会》、《电报》、《文明婚》等；

六、结合学校生活向青少年进行勤学苦练的思想教育和热爱生活的教育的，如：《始业式》（沈心工编）、《勉学》（吴怀疚编）、《春游》（吴怀疚编）、《送别》（李叔同编）、《春游》（李叔同词曲）等。

根据日本新式学校唱歌的经验和中国当时的国情，我国“学堂乐歌”的艺术形式也是以在学校内集体歌咏、并通过学唱这些歌曲学会西方的记谱法（五线谱、简谱）和基本乐理的知识。但是，对于这些歌曲的编写，当时一般都采取以外国（日本、欧美）现成歌调配以我国自编的歌词给以填配而成的，而以我国传统音乐的音调来进行填配的歌曲相当少、以我国音乐家自创曲调来编写的更少。此外，当时这些歌曲大多采取“单音歌唱”（即齐唱曲调）的方式，而极少以多声合唱的方式。此外，除了李叔同外，一般对伴奏均无特定要求。

谈到中国近现代歌曲，不能忽略那些译成中文的外国歌曲。由于我国的近现代音乐起步较晚，再加当时长期处于战争年代，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抒情歌曲较少，一些被词曲作家、翻译家译成中文的外国优秀歌曲，正好满足了广大音乐爱好者这方面的需要。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外歌曲通过各种渠道传至我国。我国早期的“学堂乐歌”中的很多作品，就是用外国歌曲的曲谱或乐曲填词而成的，如李叔同填词的《送别》等。当时，有许多已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歌曲，因为那时流行的翻译歌曲绝大多数也并非直译，可以说是另类的“中国歌曲”。例如，根据19世纪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第九交响曲》中的一段乐曲而填词的歌曲《念故乡》，旋律优美，抒情感人，深受人们喜爱：“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更清，风更凉，乡愁阵阵来。故乡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在他乡，一孤客，寂寞又凄凉。我愿意，回故乡，重返旧家园。众亲友，聚一堂，共享同欢乐，共享同欢乐。”它的歌词就特别具有中国诗歌的意韵和抒情特征，以至于我们今天已经很难说清楚它是翻译过来的还是中国人填词的。不过，那时外国歌曲主要在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中流行，而且很多人主要是用原文歌唱。拿我来说，也是先会唱原文的《念故乡》，后来才知道还有中文版。另外一些优秀的歌曲，由我国的翻译家译成中文，在国内传唱，如《友谊地久天长》、《当我们年轻时光》、《可爱的家庭》等歌曲。

翻译歌曲在我国的总体情况，我常以“两起两落”来描述。

翻译歌曲真正在中国兴起，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翻译歌曲在我国广泛传播的第一个高峰期。那时在我国流行的翻译歌曲，主要是由毛宇宽、周枫、薛范、邓映易等翻译的俄罗斯民歌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著名歌曲。像我这样的俄罗斯歌曲爱好者，除了一部分俄文歌曲是在留苏期间学会之外，主要是通过广播和上海的《广播歌选》学的。记得当时《广播歌选》每一期都介绍翻译歌曲，后来北京的《歌曲》杂志也登载了不少翻译歌曲，很受欢迎。

从60年代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到整个“文革”期间，不但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许多其他外国歌曲也被视为“封、资、修”而被禁绝，翻译歌曲自然也就很少流行传唱了。

20世纪80年代，经过“文革”十年浩劫，人们渴望音乐，在港台歌手演唱的通俗流行歌曲流行到内地的同时，各国的翻译歌曲也再次受到青睐。除了以上几位歌曲翻译家翻译的歌曲作品外，像张宁、贺锡德、罗传开、盛茵、陆圣洁等翻译的一些苏（俄）、英（美）、日等国歌曲也在传唱。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的教师等，结合教学和演出而选译的一些外国名曲，也是翻译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译配的优秀外国歌曲，至今仍被人们传唱着。

就我所知的翻译歌曲，大体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俄文歌曲翻译者翻译介绍的许多苏联歌曲，由于旋律优美动听，歌词简短易记，受到广泛的欢迎，传唱甚广，影响很大，有些至今仍为人们喜爱。例如，由毛宇宽译配的俄罗斯民歌《故乡》，由廖辅叔、毛宇宽译配的德·肖斯塔科维奇作曲的《迎接》；由钱仁康译配的阿·阿列山大罗夫作曲的《神圣的战争》；由薛范译配的有：瓦·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作曲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海港之夜》，德·波克拉斯作曲的《告别》，格·诺索夫作曲的《遥远的地方》，俄罗斯民歌《晚钟》，乌克兰民歌《德涅伯尔掀起了怒涛》，薇·蔡瑞介利作曲的格鲁吉亚民歌《苏丽珂》；由赵沨译配的有：斯托亚尔作曲的《夜莺曲》、由瓦·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作曲的《共青团员之歌》（与孙维世合作）；由朱子奇、周巍峙译配的瓦·穆拉杰里作曲的《莫斯科——北京》；由赵沨、寒柏译配的玛·布朗介尔作曲的《卡秋莎》；由伏夫译配的尼·伊凡诺夫作曲的《小路》；由集体译配的伊·杜纳耶夫斯基作曲的《红莓花儿开》；由常世华、千行译配的叶·罗德庚作曲的《山楂树》；由袁志超译配的佚名作曲的《灯光》；由佚名译配的俄罗斯民歌《伏尔加纤夫曲》；由高山（郑中成）、宏扬（刘淑芳）译配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等。

第二类是外国民歌。例如，由楼乾贵译配的西班牙作曲家伊拉迪耶作曲的《鸽子》；由吴国森译词、刘淑芳配歌的印度尼西亚民歌《宝贝》；由范继淹译配的加拿大民歌《红河谷》；由竹漪译配的美国作曲家福斯特作词作曲的《苏珊娜》；由尚家骧译配的有：意大利卡普阿作曲的《我的太阳》、意大利库尔蒂斯作词作曲的《重归苏联托》；由邓映易译配的有：美国克尔恩作曲的《老人河》、意大利那波里船歌《桑塔·露琪亚》、由彭斯作词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由薛范译配的汉默斯坦II作词、罗杰斯作曲的美国歌曲《雪绒花》、日本大野雄二作曲的《草帽歌》；由佚名译配的日本民歌《樱花》；由吕远译配的日本远藤实作曲的《北国之春》等。

第三类是一些外国有名的作曲家创作的歌曲等，大部分是艺术歌曲。例如，由佚名译配的莫扎特作曲的《阿利路亚》；由邓映易译配的《欢乐女神，圣洁美丽》、《铃儿响叮当》，奥地利舒伯特作曲的《小夜曲》、《菩提树》、《致音乐》和声乐套曲《天鹅之歌》；金帆译配的《鳟鱼》；由尚家骧译配的意大利托塞利作曲的《小夜曲》，德国勃拉姆斯作曲的《摇篮曲》；由廖晓帆译配的德国门德尔松作曲的《乘着歌声的翅膀》；由杨毓英、周枫译配的奥地利施特劳斯作曲的《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由若般、戈宝权、郑兴丽译配的俄罗斯穆索尔斯基作曲的《跳蚤之歌》；由薛范译配的奥地利施特劳斯作曲的《当我们年轻时光》、法国圣—桑斯作曲的《天鹅》、英国的《忆往日》、法国的《落叶》；孟广钧、尹广文译配的印度的《拉兹之歌》、《丽达之歌》、《告别》、《摇篮曲》；由盛茵译配的勃拉姆斯的《吉卜赛之歌》；由陆圣洁译配的《金发银丝》、《爱情的故事》等等。

第四类是歌剧的咏叹调选段。例如，由喻宜萱译配的德国格鲁克的歌剧《奥尔菲斯与尤丽狄茜》中的《世上没有尤丽狄茜我怎能活》；由周毓英译词、安娥配歌的奥地利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费加罗的咏叹调》；由刘诗荣、苗林译配的意大利威尔第的《茶花女》中的《饮酒歌》和《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由韦郁佩译配的意大利威尔第的《弄臣》中的《女人善变》；由李维渤译配的法国比才的《卡门》中的《斗牛士之歌》；由戈宝权、郑兴丽译配的意大利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中的《啊，明朗的一天》；由周枫译配的意大利普契尼的《图兰朵》中的《今夜无人入睡》；由蒋英、尚家骧、邓映易译配的意大利罗西尼《塞维利亚理发师》中的《我听到美妙的歌声》。

第五类是外国有名的合唱曲。例如，由周枫译配的贝多芬的《合唱幻想曲》、勃拉姆斯的《命运之歌》和《情歌——圆舞曲》、普罗科菲耶夫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哈恰图良的《欢乐颂歌》、海顿的《创世纪》、亨德尔的《弥赛亚》；由邓映易译配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终曲合唱《欢乐颂》；由薛范填词的罗马尼亚伊凡诺维奇的《多瑙河之波》。薛范还编译出版了《世界通俗合唱珍品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歌曲又出现了新的繁荣。翻译歌曲发表和出版的总数量都很多，优秀的翻译歌曲也屡见不鲜。但由于信息传播渠道和媒体种类越来越发达，懂外语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更喜欢原创外国歌曲，对翻译歌曲的需求逐步减少。这种现象自然说明社会进步了，可在国民外语水平还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翻译歌曲依旧很重要，我们还要大力推广。